“风来了，猪都会飞”，猪飞没飞起来不知道，但互联网风口起起落落，今年“垃圾”成风口，似乎真的要乘风而起。

东方证券研究所近期以上海模式为参照，对全国垃圾分类市场规模进行测算，认为全国普及垃圾分类孕育的市场规模近2000亿元，其中垃圾收转车、中转站及相应预处理设备和垃圾分类服务的市场空间有望达到442亿元。

另一个数据是德国垃圾处理和回收收入占GDP的8%。照此比例估算，中国垃圾产业应该是个上万亿的市场——正应了一句话，垃圾也许是放错地方的宝。无怪创业者纷纷涌入，甚至还进口“洋垃圾”。

但值得注意的是，风来前，因不堪承受之重，一大拨在互联网大热时入坑的“互联网+垃圾”项目，已提前黯然离场。

前有9贝壳。一个APP上下单预约上门回收旧物的平台，试水一年多，已于2016年11月停摆。创始人是阿里老兵，天使轮就获得500万美元融资。

今年4月，智能垃圾分拣项目小黄狗因受P2P公司团贷网事件影响，账户被冻结（小黄狗与团贷网系同一实际控制人名下），不得不裁员“弃卒保命”。团贷网出事可谓导火索，小黄狗运作模式才是内因。小黄狗当下主要来钱模式并非回收垃圾，而是招商铺智能设备，运用押金实现资本运作。饼愈画愈大，盈利却迟未到来。

2017年初，现峰瑞资本副总裁马睿投资奥北环保前，几乎对垃圾分类和废品回收两个细分领域内所有商业模式进行了详细研究，其中有不少是“互联网+回收”模式。

在马睿看来，“互联网+回收”模式关键看互联网有无从本质上提升整个链条的效率，降低成本，提升回收量。现实却是，纯互联网思维下，诸多“互联网+回收”项目前端成本难以消化，获客量、活跃度、估值等传统互联网KPI，在更强调长期价值、可持续性的垃圾分类回收生意面前可能失灵。

试想，一对拾荒者夫妇在小区垃圾房附近租房，白天不停地分拣，日日净赚。而互联网公司进场，成本是前者数十倍。

“垃圾”创业遇到的坑

当下垃圾产业链中，体量大的公司集中在后端垃圾处理环节，比如传统环卫公司北控清洁能源、启迪环境，均为上市公司，初创公司主要分布在中上游。

马睿在看项目时发现，很多创业公司是从可回收垃圾智能分拣、打包运输切入垃圾产业。创业者用融资来的钱购买场地，建垃圾打包压缩站。工作人员在打包站将可回收垃圾进一步分拣，运往下游厂家。

购买几千平米的打包压缩站，市场价格达到数百万元。一个高速发展的城市，打包压缩站却随时可能面临拆迁，越来越被推向城市的外环。对创业者而言，打包压缩站每一次外迁无不是推倒重来，已投入成本将彻底沉没。

另一类常见项目是o2o上门回收，做的是垃圾回收链条的优化。其悖论在于，上门收废品成本高，而每次上门回收量有限。近年来随着线上流量红利见顶，o2o获客成本越来越高，创业者获利正变得日益艰难。为了增加获客、提升用户活跃度，创业公司只好不停地找融资，还采用补贴等方式提升复购率。

“互联网公司看重获客量、留存率、活跃度，但这些指标都没有触及垃圾回收业务的本质。把收废品师傅和用户分别上线，通过互联网做一个连接，这并没有使整个系统成本变得更低或者提升效率。把垃圾分类回收做成可持续的生意，关键要把物流、人工等成本降下来。”马睿表示。

纵观整个垃圾分类回收行业，越往上游越分散，很少有企业是从源头培育人们的垃圾分类习惯。

一大原因在于，垃圾分类回收看上去像社会公益事业，很多公益组织也在做垃圾分类倡导，它很难做成大生意。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奥北环保创始人兼董事长汪剑超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分享了一组数字，奥北环保所在的成都市，每天生产的垃圾总量大约有一万六七千吨，可回收物比例在30%以上，大约有5000吨，毛利可达350万。

照此计算，住建部规划2020年底全国46个重点城市将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46个城市每年毛利可达到近600亿。这还不包括数量更多的三四线城市和广袤农村产生的可回收垃圾。

马睿近日在一场垃圾分类沙龙上表示，垃圾分类回收领域迄今未出现四五百亿市值的公司。“谁能够做到所有居民的垃圾都归你收，即使每个只让你赚一分钱，加起来就是巨大无比的生意。”

垃圾站上政策风口

上海已率先进入垃圾分类强制时代，其他城市也在加快步伐，垃圾终于站上了政策风口。

强制垃圾分类政策的出台更多着眼于环境和社会效益。

住建部一项调查数据表明，中国三分之二以上城市被垃圾包围，垃圾堆存占地至少80万亩，相当于2540个鸟巢的面积。

垃圾污染

自由摄影师王久良曾骑一辆摩托车追踪垃圾车，拍摄北京的垃圾填埋场。他拍摄了400多座垃圾填埋场，并将垃圾场的位置用小黄点在地图上标注。人们惊讶地发现，垃圾场围成北京的“七环”。

拾荒者一直是城市废品回收的主力，但拾荒者群体数量极不稳定，一旦拾荒者体系崩溃，所有可回收物都进入垃圾填埋场，城市空间将难以承载。

而如果从源头就将垃圾进行分类，剩饭剩菜等厨余垃圾（约等于上海模式下的湿垃圾）可用于制作堆肥；纸板、塑料瓶等可回收物进一步分拣后可运往下游，作为厂家生产原料；有害垃圾采用特殊手段处理；其他垃圾（约等于上海模式下的干垃圾）则在焚烧发电后填埋。如此一来，据估算最终进入填埋场、焚烧厂的垃圾将比在不分类情况下减量50%~70%。

垃圾不分类的情况下，分拣难度将进一步加大。干垃圾中混杂湿垃圾将影响焚烧发电效率。垃圾残渣填埋在地下，溶解的重金属也会渗进土壤，流入地下水。垃圾分类强制执行，已经刻不容缓。

“垃圾从源头分类目的是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上游分得越好，下游处理就对环境影响更小。”汪剑超对创业邦表示。

当然确保垃圾分类效果需对全过程进行追踪，离不开后端垃圾处理基础设施配套。我们常见这样的情景：垃圾车开来，运输人员把不同分类垃圾箱内的垃圾全往车上一倒——白分了。

还有一种情况会令想做垃圾分类的人泄气。不分类的人将不同类的垃圾混投进垃圾箱，想分类的人去扔垃圾时，他已经无法辨清各垃圾箱的功能了。

市场力量的破局之路

垃圾分类强制时代到来前，政府倡导垃圾分类至少十多年。小区楼下挂着垃圾分类宣传横幅，一排长桌前，大爷大妈排着长队，工作人员正在分发垃圾袋和垃圾分类手册，有时还有毛巾、肥皂等纪念品赠送，这样的场景你一定不陌生。

在汪剑超看来，多年来政府倡导垃圾分类，工作人员只是完成参与垃圾分类用户的登记指标，至于登记人员落实行动，始终缺乏监督。而且一个社区内，单门独户做垃圾分类很容易前功尽弃，只有参与的人越来越多，社区环境才得以扭转。

“不是人们不愿意做垃圾分类，而是不知道怎么做，或者觉得做了没用。如何做好垃圾分类，解决这两点就够了。”汪剑超说。

创业公司入场，他们无一例外都将做好垃圾分类这一正向外部性极强的事当成有利可图的机遇。事实上，废品回收平均毛利可达到70%。

创办奥北环保前，汪剑超曾担任绿色地球执行总裁。绿色地球的做法是给每袋垃圾都贴个“二维码”。二维码包含用户身份信息，能追踪每一名用户分别投放了哪些可回收物，回收成本是多少价格；工作人员对可回收物进一步分拣称重，就将可累计提现的积分返到用户账户中。

如果用户将不可回收垃圾混投进垃圾袋，工作人员就可联系当事人了解事因，这其中包含了环保教育的过程。

绿色地球对公众而言，既环境友好还能产生收益，这一模式为成都两级地方政府看好。绿色地球先后获得锦江区和成都市城管委的生活垃圾分类服务项目订单。

但行政力量未必能精准捕捉市场需求和调整方向。在政府订单指定的社区开展垃圾分类，那些社区参与意愿未必强，真正想做垃圾分类的社区想找绿色地球合作，他们在政府计划之外能投入的人力、资金已捉襟见肘。

离开绿色地球后，汪剑超于2017年初创办了奥北环保，尝试“公众+社区+企业”三方合作的模式开展垃圾分类。

奥北环保用户投放可回收物，可直接在账户获得返现。为了防止垃圾混投或垃圾被偷，奥北环保不在小区投放垃圾箱，而是分发可多次循环使用的aobag回收袋。用户支付10元可购买一个aobag回收袋，获得一个二维码，扔垃圾时将可回收物装袋，装满后找到最方便的aobag回收点，满袋换空袋，如是循环。

aobag回收点有两类。在相对封闭的空间，如学校、政府机关单位，合作方腾出一块空地作为可回收物投放点；在社区等开放空间奥北环保则设立自助投放点。自助投放点是封闭式，只有奥北环保注册用户使用微信扫码，才可将自助投放点的玻璃门打开。

奥北自助投放点，采用扫码开门的方式是为了防止非注册用户闯入偷垃圾或者随意投放垃圾

如今，奥北环保更倾向于采用共建模式建立自助投放点。有需求的商场、社区出钱出场地及设备费用，奥北环保则提供技术输出和垃圾回收服务，这又在前端进一步降低了成本。

“垃圾”创业新机遇

在马睿看来，过度依赖政府购买服务订单有可能影响垃圾分类成效。比如政府设定的KPI是3万户，采用地推方式让3万名用户注册，这并不难，却很难保证，地推得来的用户能持续认真参与垃圾分类。

而奥北环保的模式找出了真正想做垃圾分类的人，还能保证效果。奥北环保采用10元销售aobag垃圾袋的方式，不分类的人就不会来购买。以往小区投放分类垃圾箱，最大的问题是不分类的人乱丢垃圾，奥北环保的两类合作点则能规避这一问题，至于用户可以慢慢积累。

自创业以来，汪剑超频频在公益大会露面。2017年下半年，汪剑超入选盖茨基金会全球“目标守卫者”，受到盖茨基金会邀请去美国参会。在很多投资人眼里，汪剑超不太像个企业家，而像公益人、社会活动家。

最初马睿也是这样认为，他甚至要求汪剑超多关注商业上的事，少参加公益活动。在了解汪剑超以后，马睿觉得这可能反倒是汪剑超做垃圾分类回收的优势。“垃圾分类毕竟是要发动公众参与，发动公众参与才能把成本降下来，公益可以带来品牌和流量。”汪剑超曾对他说。

但仅仅通过回收垃圾来获得收入远远不够，垃圾分类回收公司需要寻找更多的商业模式。

近年来国家提倡“两网融合”，打通城市环卫系统与再生资源系统，希望环卫部门能做可再生资源回收，传统环卫纷纷将业务延展至产业链上游。毕竟各企业基因不同，这给了垃圾分类回收企业与环卫合作的机遇。

“奥北用尽可能低的成本培育人们将垃圾分类的习惯。将来除了卖垃圾，运用智能设备做垃圾分拣，承接其他拾荒者或者垃圾分类公司的订单、与政府、大型环卫合作，都具有商业想象空间。”马睿表示。

汪剑超告诉创业邦，2018年奥北环保支出大约为300万，主要用于二十几名员工的薪酬、回收车租赁和垃圾分拣厂租金；在布局垃圾分类点位方面，奥北环保已在成都、西安、北京三座城市共布局了327个点位，累计有18000名付费用户。

与其他互联网人做垃圾分类的最大不同在于，奥北环保开展项目成本低，做的是增量的事。随着垃圾分类强制政策在各城市推进，汪剑超认为，这对垃圾分类创业公司是利好，行政力量使得垃圾分类在短期内引起全社会关注，更多的人需要专业的垃圾分类教育和回收服务。

他并不担心垃圾站上风口有可能成为红海。“垃圾分类是慢生意，需要长期沉下去，不然就有可能在风口摔下去。垃圾分类回收市场如此之大，不太可能被一家公司完全垄断。”汪剑超说。